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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关于中国的法治道路2

时间:2018-10-15 16:24:20  来源:  作者:

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要谈中国的法治,就要作一个比较。讲中国法治的历史,我们是世界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法学家们研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它们都比中华法系晚得多。

   世界上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是刻在一块玄武岩的石柱上,目前藏在法国卢浮博物馆里。大家到法国参观卢浮博物馆,你不要以为那幅蒙娜丽莎油画和维纳斯雕像是最有价值的,其实在卢浮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部汉谟拉比法典。上个世纪1901年前后,法国的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了这部汉谟拉比法典。这些历史学家知道这是宝贝,发现以后立刻用沙子把它掩埋,夜间趁人不备的时候把汉谟拉比法典盗运到欧洲去了。现在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都要求归还,但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汉谟拉比法典是法国卢浮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排在第一位。 这部汉谟拉比法典距今近4000年的历史。

   中国的法律,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我们国家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法。“禹刑”距今大概有3500年左右。所以,汉谟拉比法典、中华法系都比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要早得多。汉谟拉比法典早这两个法系2000多年,中华法系早他们1500年。中国有悠久的法律传统。现在世界上五大法系中,中华法系被认为独树一帜。那几个法系都和神有关系,离开了神就没有西方的法律。但是中华法系最独特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老祖先、祖宗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法和神可以分开。敬神不如敬天,这个“天”包括自然,敬天不如敬人,敬人不如敬德。敬什么样的人呢?敬那个最有道德的人,让那个最有道德的人来管理国家、制定法律。所以中国就形成了道德和法律两者互为表里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中华法系最重要的特点。

   这个思想是一步一步成熟、发展起来的。比较早得时候,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知道,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那个“轴心时代”。世界上五大文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产生,都是在2500年前。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几个国家在争雄的时候,齐国比较早的采用了法家思想,齐桓公任用管仲,管子就是法家的鼻祖。齐国到后来,有一个叫荀子的人,他把天下诸子百家,都招到齐国去,在那里开办了个“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论坛”的起源,各家都可以到“稷下学宫”来讲,每一家讲完以后要接受下边的辩问。如果辩论你赢了,第二天可以接着讲。如果你答不上来,对不起,要下去,换另一家来学。

   荀子做“稷下学宫”的祭酒,他是受益最多的人。他集百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法律思想。他是最早提出来“隆礼重法”的人,我们今天讲“隆重”这个词,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荀子一大发明。“隆”,就是举起来,“重”,举而知其重。左手举其礼,右手举其法,礼法要结合,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礼法结合的思想。荀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斯,一个叫韩非。这两个人跟老师学了以后,被秦国招去了,到了秦国以后,他们发现秦国的国君只好法而不喜礼,所以就把法家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句话作了记载,“天下事无大小,一切皆决于法”。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这批秦简的出土把中国历史上断了的很多东西给补回来了。社科院的考古所、法学所许多学者考证秦简,里边不仅有秦律,还有法律答问和案例。现在根据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推算,秦代的法律有一万七千条左右,基本上做到了事无大小,一切都依法办。但是秦代“一切皆决于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叫“二世而亡”。大家应该读过贾谊的《过秦论》。贾谊是个天才,18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留下的不朽的篇章就是《过秦论》。他分析秦代失败的原因,“专任法而弃德”,一个国家如果全部用法律来统治而不用道德的话,也会短命而亡,所以贾谊的《过秦论》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启发。

   到汉的时候,刘邦取得了天下,他知道治国不用法律也不行,刘邦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像秦代那样用那么多的法,只“约法三章”。“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法,就三句话,“杀人者死”,这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到今天我们还在奉行,杀人的要判死刑。后面两句话合起来了,“伤人及盗抵罪”,伤了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要治罪。刘邦就用这三句话,用这三个罪名治理天下。当时奉行的是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但到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这就证明法律太简也不行,后来他就命箫何作“汉律九章”(《九章律》),从三章法变成了九章法。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励精图治,形成文景之治,五谷丰登。中华民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与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相伴随的实质上一直是贫困的历史,文景之治出现了第一次丰衣足食。《史记》有一段话:“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太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家粮库,这段话描述了当时国家粮库的粮食多得都露在外面,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了陈化粮,变得不能食用的场景。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有雄才大略,与这个时代伴随,产生了一个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想到荀子的思想可以作为治国的思想,但是他又不把荀子的思想直接拿过来用,所以他就发明了“德主刑辅”,治理国家以德为主,以刑,刑也就法,以法为辅助。汉武帝把“德主刑辅”作为自己的治国之道。“德主刑辅”的思想拿来立法,就变成了汉律,后来的晋律、隋律都秉承这个思想。到唐代的时候,唐朝把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都吸收下来,天下所有的事都要用礼和法两者来调整,“礼之所去,刑之所收”,凡是道德调整不了的就用法律,“出礼而入刑”,一个行为违背了礼,礼调整不了,那就要入刑。“礼法结合”就变成了唐律。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就这一部唐律,影响了世界。我到日本东京大学去,东京大学专门有一个书库藏中国的法律图书,日本把中国的唐律拿过去原文把它抄下来,就形成了日本的《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就是中国唐律的翻版。礼和法的结合就成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治国之道。

   在中西的比较上,从西方的法系产生以后开始,20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领先西方1800年。在1800年里中国是先进的,西方是向中国学习的。我们的文官制度,就是西方学我们的,先是被法国人学过去,后来变成了英国的制度,又变成了美国的制度。考试制度就是中国的发明。在治国理政上,只是到了近代我们才落后了。大家知道的,有“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要回答这“两问”怎么办?其实1840年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人家了?四大发明是我们最骄傲的,西方是学了我们的发明来打败了我们。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器物、技术和西方比落后了,所以中国学西方的第一个热潮,就是学西方的科学。科学学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的铁路有了,电灯也有了,机器也有了,也能够造枪造炮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南洋水师。北洋水师有12艘战舰,南洋水师也有12艘战舰,当甲午海战战事吃紧的时候,北洋水师向南洋水师借舰。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舰艇,吨位8000吨,接近万吨;有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大炮,克虏伯大炮。日本吉野号的舰炮口径只有100毫米,我们那个时候的舰炮已经达到了300毫米。但是为什么甲午一战我们失败了?

   同学们将来有机会可以到日本的下关去看一下。下关有个地方叫春帆楼,就是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春帆楼的后面有一条道路叫“李鸿章道”。我曾经问过李肇星同志,我说你不是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走遍了吗?你能告诉我世界还有没有其他国家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他很认真的告诉我没有,我所知道的就这一条。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建筑物到处都是,但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并不多,因为道路的命名是政府行为。可见,李鸿章对日本的贡献之大。这个春帆楼是日本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络绎不绝的中小学生都到春帆楼来参观。日本蔑视中国的起点,就在这里。所以甲午海战我们打败了,我们器物技术上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

中国的朝野和仁人志士又开始寻找原因,我们败在哪里?最后得出结论来,不是我们的器物技术不如西方,而是我们的制度落后了,一定要学西方的制度,所以这个时候才有公车上书,才有戊戌变法,才有清末改律运动。从1903年开始,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法律变革。有一个人叫沈家本,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修律大臣。我读他的书的时候,他有两句话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中国和西方比较,在制度问题上、在法律问题上,我们“应学而不学谓之愚”,指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第二句话,“应改而不改谓之悖”,应当改革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去改革,就是“悖”。这两句话也说服了清廷。当时很多人开始主张修改法律,包括光绪皇帝。所以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法律制度的运动。

 

   中华法系的特点是诸法合体,例如唐律,一共502条12章,这502条包罗万象,刑法、民法、诉讼法在一起,刑民不分。中国古代打官司,民事官司也用刑法的办法来处理。原告来诉,某人借了我的钱不还,但被告否认。县太爷在审理的时候就问被告,你借了没借?被告如果说没借,那好,先打被告三十板子。打完以后再问,借没借?如果说借了,这个官司就结束了。如果打完三十板子以后还是说没借,反过来打原告,也打三十板子,你是不是说谎。打完了以后,原告坚持说,他就是借了我的,再回过头来再打被告。这就是民刑不分。民事的案子用刑事的办法来处理,再加上中国古代在处罚人的时候极其残酷,我们在奴隶制时期有墨、劓、刖、宫、辟,墨刑是刺字;劓刑是割鼻子;刖刑是去脚或砍下膝盖以下的部分;宫刑,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宫中;辟就是死刑,死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三十多种。这五种刑罚要么致残要么致死。经过文景改革以后,到唐律时旧五刑修改为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死刑有两种,绞和斩。虽然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在西方看来仍然是野蛮的。西方就以此为理由要求在中国设立独立于中国司法管辖之外的司法区,叫治外法权,像上海、广东都设立了“会审公廨”。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不能适用中国的法律,要用外国的法律来审,中国的司法主权受到了侵害。基于收回司法权的考虑,提出来要修改中国的法律,要学习西方的法律。修律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大陆法学国家,破除诸法合体,而改为部门法,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这些概念开始进入到中国。

   那么在根本制度上要不要改,如果要改根本制度,学西方的样子实行三权分立,那会要了清朝的命,所以无论是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都坚决反对触动国体。到1908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条就是要保持大清统治“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谁也不能动大清的江山。这时人们才发现,通过改律的方式是改变不了清朝政权的性质了,所以只能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法律制度。后来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1912年产生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法。全国人民都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宪法了,但是后来的情况是怎样呢?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该复辟的复辟,该做皇帝的做皇帝,该割据的割据。有了宪法,人民怎样?有自由了吗?我们说句话就犯罪,我们唯一的自由就是我们的人身是可以卖的。这是鲁迅的评价。在辛亥革命之后,人民并没有获得权利和自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总统制试一试,不行;两党制试一试,不行;共和制、内阁制试一试,还不行。荡来荡去,后来人们又思考,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在中国不能存活?身居北大的一群知识人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一项制度的存活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如果文化没有建立起来,这个制度是没有土壤的。它是迟早要死的。

   最早发现这个规律的就是陈独秀。但那段时间陈独秀还不在北大,他1915年在上海办理了一个杂志叫《青年》,一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上海到北京,在北京开始办《新青年》。《新青年》这份杂志的目的就是在中国推广西方的文化,开展新文化运动,学西方的文化,把西方的文化全盘引进。这个时间有一场争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使得北大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北大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并不是民主的思想,也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而是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借助无政府主义最后转变成马克思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都要求打破旧的国家和旧的法律。这一点两者是相同的。包括毛主席在内。毛泽东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他在北大听胡适的课,胡适讲课他要提问,胡适是看不起这个穿长衫、说一口湖南话的人的,把他赶走了。那个时间北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在北大产生了。毛主席受的影响,开始就是无政府主义,借助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都进入到了中国,到底哪一种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后来大家就知道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些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有哪些影响?国民政府选择的是自由主义,他用的是全部移植西方的法律。在移植过程中面临英美法和大陆法的选择问题。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的时候移植的是大陆法。中国和日本,东方国家的传统是一致的,也决定移植大陆法系国家的法作为中国的法律。

   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启了大范围的制定法律的工作,民法的制定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但是在移植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时候,国民政府注意平衡,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庞德请到国民政府做顾问。而庞德了解的法律是英美法。国民政府企图想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到1949年的2月份,中共中央发了一个通知,这是我见到的我们党历史上作为标题用字最多的通知,叫《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不废除伪法统就没法成立新中国。1949年4月开始的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派出的谈判代表与共产党派出的谈判代表,一切都可以谈,但在最后一个问题上谈不下来了,哪一个问题?蒋介石口授给他的谈判代表,有一条底线就是要坚持国民党的宪法和法统,而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坚持谈判的前提要废除国民党的宪法和法统,这一场谈判注定是要破裂的。新中国成立,我们就废除了伪法统,建立了新法统。

   1949年9月20号,我们召开政协会议,这被称作新政协。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在重庆,蒋介石搞了一次政协,那个政协叫旧政协。毛主席给即将产生的新中国起了一个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留下来了,参加这次政协会议,他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是孙先生的学生,在孙中山的全部思想里,共和是灵魂,孙先生主张的就是共和,共和里面包含民主,民主和共和在孙先生的思想里是不能并列的。他想试一下共产党的雅量,作为政协成员提了一个不同的意见,看看共产党能不能接受。毛泽东听到这个意见以后和周恩来商量,还要再听一听其他人的意见,听谁的呢?听一下宋庆龄先生的意见。所以我们共产党人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的回答和张治中的意见一样,先生在去世之前有句话,“只有共和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兄弟不负那个责任”。共产党人表现了自己的雅量,吸收了这两位先生的意见,将我们的国名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人民”是我们的国体,“共和”是我们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包含三层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是基于这一次政协会议所达成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这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法统的开始。我们依据《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共同纲领》开始建立国家,开始治理国家。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制度的源头。

   这之后,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七年可以作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与初创阶段。这个历史阶段里面我们是重视法治的。从50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就一直关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1950年、1951年出现了比较大的自然灾害,这期间还有抗美援朝的影响,抗美援朝是重大的政治行为。到1953年的时候,抗美援朝胜利了,7月25日停战协定签署,这时很多人认为毛主席会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上,解决百废待兴问题,但是毛主席说,我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宪法。

   1953年底,一列专列从北京出发前往杭州,到杭州是12月27日,到第二年的3月17日,共七十天,这一段时间毛主席在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把这部宪法叫“五四宪法”。我到浙江去为省委理论中心组做完讲座以后,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我说我们可以学一下美国,美国有一个宪法纪念馆,设在哪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旁边,在费城。现在那个宪法纪念馆是美国最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要去参观那个纪念馆的话要排很长的队,事先要很多天预约。那个宪法纪念馆就把美国的历史讲的清清楚楚。其中还有一项实验,大家都可以动手,美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吗,在那儿有一个模型,模型的旁边放着几张白纸。这三个权力找到一个支点达到一个平衡,如果你拿一张纸随便在哪一个权力上一放,这个模型马上倒塌。它用这个模型向它的公民来展示权力制衡,这是最好的宪法教育。中国要不要建一个宪法纪念馆呢?美国的宪法产生于费城,中国的宪法胎腹之地就是杭州。我这个建议被浙江省接受,现在这个纪念馆已经建起来了,同学们如果有机会到杭州去的话,我建议到西湖去看一下我们国家自己的第一个宪法纪念馆,名字叫“五四宪法史料陈列馆”。开馆的时候习总书记发来了贺信,这也是中国进行宪法教育最好的一个基地。

   这部宪法是毛主席带着大家起草的。起草的过程很艰难,把欧洲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都拿来,凡是能为我们所用的都要借鉴,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都拿来,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把清末预备立宪以来包括国民党的宪法也都拿来,这三种宪法文本放在一起,让起草小组先研究、后借鉴,最后形成了我们的“五四宪法”。这个起草过程,在杭州每起草一条,当夜就要送到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召集在京的中央领导就研究这一条,南北意见一致起来,这一条才定下。

   宪法草案形成以后面向全国征集意见。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个宪法的讨论呢?一亿多人参与了这个宪法的讨论。全国征集到的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一百多万条。这部宪法是真正体现了人民意志的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是今天我们法律的源头。这之后又产生了若干部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而今天的宪法是“八二宪法”,“八二宪法”就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重新起草的,“五四宪法”确定的结构、布局、原则、制度全部体现在我们今天的宪法当中。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老代表中央作了一个发言。董必武是我们党内的法学家,他是律师出身,上世纪20年代在武汉与施洋大律师是齐名的。一边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边还是著名律师。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是法律内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政治法律委员会,他是主任委员。他在八大上代表中央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这个发言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什么是法治?亚里士多德讲,第一条,一定要制定良好的法律;第二条,这个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有了这两条就能形成法治。董老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概括为八个字,叫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两句话就成为中共八大确立的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针。我查阅了大量史料,这段时间我们制定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有730件左右,中国的法治基本上步入正规。

   但是不幸的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57年一直到“文革”结束长达20年的时间。这个历史阶段我把它叫作法治建设的徘徊与破坏期。这20年里,前十年在要不要法治上徘徊,我们把这一段叫作“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什么叫“法律虚无主义”呢?说它有,但是不生效。我们用党的政策、用领导人的讲话来管理国家。说它无,但从来就没有人废除过它。所以毛主席在1958年讲过一句话,宪法是我领导大家制定的,多少条我早已经忘记了,你们在座的谁还记得?在座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摇头,都不记得了。在旁边的刘少奇同志插话说了一句,主席,我看宪法可以作为我们办事的参考。把宪法作为办事的参考,就是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党内最高水平的法律意识。“文革”这十年就是动乱时期,动乱时期先砸烂公检法,把公检法都砸烂了,谁还来执行法律,所以这是法治的破坏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1997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法治的恢复和重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法治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1979年,全国人大一次就通过了七部法律,这在世界立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划到1997年呢?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就是这一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的3月,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但是总理用的“制”,是“制度”的制。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党的总书记作政治报告的时候还是这句话,改了一个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制度”的制变成“治理”的治。这两个制(治)在英文上是可以区分清楚的,法制(Rule by Law),法学界叫做“刀制”;法治(Rule of Law),法学界叫作“水治”。所以以此作为时间点,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这一年小平同志去世。1997年之前中国法治建设都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了十六字方针。这十六个字就是在董老八字方针基础上发展的,“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有法必依”是指的执法。在这八个字基础上,再加八个字“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就被称作“新时期法制建设的总方针”。

   但是从1997年的9月份以后,也就是党的十五大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书记有个评价,从“法制”到“法治”这一字之改,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了一次飞跃。所以我们把这一年作为划分的一个时间结点。1997年之前,从1978年到1997年,就是中国法治的恢复与重构时期。

   从1997年到2012年作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最大的法治成就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当说法律体系的时候,就是指立法,1978年全国生效的法律总共只有8部,包括宪法在内。8部法律怎么治国?当说形成法律体系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就到了250部。今天我们的法律一共有多少呢?262部,行政法规680部,地方性法规8000部,政府的规章是11000部。这个数量和西方比较起来,如果和英国比的话,英国就会感到很惭愧,英国历史上总共没几部法律。美国的法律多,但是作为全国性的、法典性的法律也很少。那就和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比,法国到目前有60部左右的法律,我们的邻居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也就是210部左右。德国也是比较典型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到现在也就是230部左右。

   我们形成了一个覆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以宪法为基础,以七个部门法为分支的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用300年甚至400年才能走完的立法道路,堪称人类法制史上奇迹。

   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约稿。在这篇文章里我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创造了三大奇迹:

   第一个奇迹,人所共知,经济的奇迹。大家可能没有纵向比较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人均GDP只有26美元,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我刚才说过一句话,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伴随着5000年的其实是一部贫穷的历史。1949年只有26美元,改革开放之初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排在世界倒数第七位。从世界上倒数第一,只升到了世界上倒数第七。现在我们是人均多少?已经超过了8600美元,今年有可能超过9000美元,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毫无疑问会超过一万美元。中国不受争议的进入到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奇迹。

   第二个奇迹,中国保持了40年长期的安全和稳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刚才主持人介绍我的职务的时候提到,我在中央综治办做过专职副主任,在中央政法委做过副秘书长,这两个职务都和国家的安全稳定有关。社会安全公认的指数是:每十万人中发生的命案之比,在瑞士是0.6-0.8之间,在东方的日本也是在0.6-0.8之间,现在进入到这个行列的第三个国家就是中国。非正常死亡即因犯罪而死亡的人数,我们是世界上最低的。美国几乎是中国的十倍。你们北大的一个校友章莹颖在美国被杀害,最后美国的警察不得不向中国提出请求帮他们破案。我们派了山东一个画像警察,根据美国警方提供的半张脸的一张照片,我们就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完整的画像画下来了,美国的警方就是根据中国提供的画像最后抓获了犯罪人。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中国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只有一百万件左右,这是让我们感到自豪的。美国一年是多少?是二千万。其中,暴力犯罪超过一百万件,枪击案死伤人数为10万人,美国的警察每年击毙的美国公民达一万人左右,美国一年死于枪下的人是三万多,每天都在百人左右。

   我接待西方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他们问,你们每年那么多次主场大型外交活动,你们大事也不出,小事也不出,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西方国家万人以上的集    会是大事情。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制度就能够决定我们大事也不出,小事也不出。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刚开始是不愿意和中国合作的,现在都纷纷来找中国要求和我们合作。从2014年以来,中国的内地没有发生一起暴恐的案事件,这也是个奇迹。在法国的巴黎一年中就有四起,英国暴恐案件已经到了议会门口,德国从南到北都发生爆恐,在比利时也是一样,美国在9·11之后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所以我们创造的第二个奇迹就是保持了长期的安全和稳定,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第三个奇迹,就是中国的法治奇迹。我们从基本上无法可依到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奇迹。法律的奇迹保证了我们社会安定和安全的奇迹,法律的奇迹和社会安全、稳定的奇迹,保证了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三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英国女王把牛津和剑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叫到自己跟前问他们,你们研究中国问题吗?这些经济学家说想研究但不知道怎么研究,他们只知道中国快速发展,但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女王告诉他们,我教你们一个办法,研究中国的快速发展必须和中国的制度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现在最困惑的就是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大家不妨把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原理拿来用一下。第一,西方所有的经济学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用私有制解释中国的快速发展解释不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西方的经济学里面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他们认为应该是小政府、大市场,但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恰恰是国家主导的结果,所以他们的理论到这儿是苍白的。第三,西方经济学一直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益最大化,但是到了中国,大家看,中国的国企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吗?不是的,它把国家责任放在第一位,为了国家的发展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到了中国,在解析中国现象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女王告诉他们,要和中国的制度结合起来才能解释。

   WTO的总干事讲了一句话,纵观世界30年以来,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是中国。美国犯了大错误,给世界金融带来了危机,日本犯了大错误,长达20年沉默不起,欧洲也犯了大错误,只有中国30年基本上没有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中国有一套成熟的制度。这就是我们建立起法律体系来对国家快速发展所发挥的保障促进作用。这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就不是在一个环节或者两个环节上下功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法治的指导思想、工作布局、发展道路、重点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原创的概念产生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这个概念和刚才讲得法律体系相比,又上了一个层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阶段。

   回顾起来,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大致上就分这么五个历史阶段。